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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帶一路專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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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中國“走出去”路徑再反思
  • 發布時間:2015-10-09 13:56:51 來源:財經國家周刊

    【導讀】一位國家發改委人士感慨:“我們開始設計游戲規則,一些‘窮兄弟’卻改變心態,學會了玩地緣政治。”

    “中國需要開啟新的開放紅利。”商務部一位司級官員對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感慨。經濟增長換擋之際,必須“走出去”面對滿路荊棘,尋求新增長極。

    12月9~11日,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明年五大任務,將“一帶一路”的“走出去”戰略與京津冀協同發展、長江經濟帶一道列為三大重點戰略。這是自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將“一帶一路”寫入《決定》并上升為國家戰略后,明確將其作為推動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。

    11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,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提出,我國經濟正經歷從引進來到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轉變,出現了市場、資源能源、投資“三頭”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。只有堅持對外開放,深度融入世界經濟,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。

    諸多政策和制度安排正為資本、貨物和服務“走出去”創造條件,今年至少有三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涉及進一步開放及走出去戰略,并將自貿區試點從上海擴展至廣東、天津和福建。4月,國家發改委發布新規,放寬對海外投資的限制,10億美元以下交易不再需要審批。10月,商務部發布《境外投資管理辦法》,98%的對外投資事項已不再需要審批。11月,國務院發布《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》,境外投資的要求調整為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、敏感行業的項目由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核準,以為境外投資松綁。

    據《財經國家周刊》(微信公眾號:ENNWEEKLY)不完全統計,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外事活動中,至少單獨向15名國家元首、政府首腦推介過高鐵、核電及基建項目,17次談及互聯互通及中國走出去戰略。

    走出去有其現實背景。去年以來,我國經濟面臨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雙重壓力。從11月數據看,數項經濟指標回落,PMI創9個月來新低,經濟下行壓力較大。無論是尋找新增長極,還是重構國際貿易版圖、助力實體經濟,或者是消化過剩產能和過剩外儲,同時獲取國內緊缺資源,走出去都是必然選擇。

    走出去也有其現實基礎。前三季度,中國對外投資達849.2億美元,全年預估1200億美元,總規模將超過境外對內投資,國家發改委相關部門估算未來5年中國將實現對外投資6500億美元。這一數字未來10年內可能超過1.25萬億美元。

    中國謀篇布局,已不再囿于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。

    過去,“中國式擴張”一直存在輕質量、重數量的現象。中國企業在境外的真實現狀,除融資艱辛、融入艱難等老問題外,惡性競爭、同室操戈現象嚴重,一些央企、國企的高消費、低效率廣受詬病,由于考核機制扭曲所導致的投資短視、缺乏大國聲譽感責任感等問題也有顯現。

    商務部數據顯示,截至2013年末,我國對外投資營收持平比例達62%,虧損達23.8%。也就是說,10家企業走出去,只有1家真正賺錢。

    尤其當民營企業走出去已占據“半邊天”時,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導和教育培訓所導致的盲目投資,以及各部委之間難以避免的屬地之爭,讓頂層設計變得尤為重要。

    一位國家發改委人士感慨:“我們開始設計游戲規則,一些‘窮兄弟’卻改變心態,學會了玩地緣政治。”

    大國弈棋,舉手投足都頗費思量。對于熱得發燙的走出去,眼下最缺的還是冷思考。

    12月5日,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聯合中國政府網舉辦的“文津圓桌”就此進行研討。同時,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采訪了10多名國家發改委、商務部和央行官員,20多名央企、國企和金融機構高管、民營企業家,以及參與“十三五”規劃研究的數位學者,勾勒出新一輪走出去可能出現的問題征兆。

    一位央企高管說,既然是不得不做,那就不僅僅是以外養內“賺快錢”,還要給全世界帶去最好的“中國式”走出去。

    跛腳的爆發式增長

    2011年前后,李昀凌任職廣東華堅集團副總裁,負責為這家3萬員工的大型制鞋廠尋找海外產業轉移之地。當時,東莞制鞋工人月均工資3000元,企業2%的年均毛利已無法支撐人力成本。深入調研后,他選定在埃塞俄比亞設廠招工,當地人工成本僅為東莞的1/10。

    隨后的情況讓人驚喜。企業每年增加了8個點的利潤,再加上就地采購原料和銷往歐美,因此享有非盟生產地出口歐美免進口稅的特權,一下子又節省出3個點的利潤。并且,埃塞俄比亞政府規定,外資設廠前7年免征企業所得稅,利潤率又提高到13%左右。這對于年產值50億元的華堅來說,無異于從每年賺幾千萬元的微利企業,搖身一變,收益翻了10倍之多。

    李昀凌說,近兩年產品貿易開始不好做,沿海地區外出設廠企業多了很多。離開華堅后,他創辦了一家服務于企業走進非洲的公司,最近剛為一個老板在埃塞俄比亞首都的非盟總部大廈旁買了地,做起了房地產。“很多企業還對非洲礦產感興趣,當地沒有大宗商品交易所,我打算申請一個,就地交易。”

    像李昀凌這樣的人還有一大批,在新一輪走出去中尋找商機,每天忙碌奔走于全球各地。

    商務部一位司級官員表示,隨著中國崛起和新常態到來,“走出去”表現出三大變化,一是國家從吸引外資轉為凈投資國,從量變到質變;二是走出去的產業,從中低端制造業轉為中高端裝備制造業,核電、水電、高鐵等成為中國名片;三就是民營企業悄然占據“半壁江山”,2013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投存量5434億美元中,民企占比已達44.8%。

    聯合國《2014年世界投資報告》顯示,2013年全球外國直投流量1.41萬億美元中,中國的走出去呈爆發式增長,首破千億美元,于美、日之后排名全球第三。

    商務部數據也表明,截至去年底,中國1.53萬家企業在境外設立對外直投企業2.54萬家,分布于全球184個國家和地區,資產總額近3萬億美元。其中,2013年非金融類和金融類直投就分別同比增長19.3%和50%,創歷史新高。

    前述司級官員向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透露,商務部正著手改善對外投資管理制度,將投資決定權歸還企業,以備案制替代審批核準制。屆時,99%的項目將采取備案形式,僅1%敏感產業需要核準,這將進一步釋放企業對外投資的潛能,“目前不過是剛剛起步”。

    企業卻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協調與指導。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殷禮明告訴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,企業嚴重缺乏產業鏈配套統籌,制造業通常只擁有上游的零部件配套,缺乏下游運營商,尤其在國際市場上缺乏“豐富多彩”的運營商,產業布局落后。

   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總會計師周明春也深有同感。他說,中國造船業的短板就在研發、設計、品牌和人才,競爭基礎薄弱,早年的規模擴張使得企業自主科技含量低、經濟附加值低,“如果還是以量取勝,中國船企的國際空間將越來越小,甚至會退出國際舞臺”。

    在中國企業投資的行業和領域分布上,也存在過于集中的情況。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額中,有四個行業對外投資流量超百億美元,出現驚人的行業集中度。

    采礦業、金融業、房地產、批發零售業四大行業的2013年累積投資額達816.2億美元,不但領跑全球行業增幅榜,還占據中國當年對外投資總額的75.4%。存量上,包括制造業在內的這五大行業,累計存量5486億美元,高達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83%。

    也就是說,去年過千億美元的對外投資,八成以上投給了采礦、金融、房地產等少數幾個行業。其中,采礦業就接近七成。

    一位央企高管直言不諱地說,外需下滑導致一般貿易增速有限,因而即便在北美,2/3的資金也流向采礦業。“別以為我們在美國會大力投資科技研發,采礦和房地產才是大頭”。

    “偏頗”的走出去,對于中國經濟轉型升級、技術創新能帶來多少真實效用?

    頂層設計難在哪

    作為“走出去”橋梁的“一帶一路”,戰略上東接亞太經濟圈,西入歐洲經濟圈,將徹底改變沿線各國點狀、塊狀的發展格局,也將改變中國區域發展版圖。

   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合作室主任張建平告訴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,“一帶一路”不僅與上合組織、歐亞經濟聯盟、中國-東盟“10+1”等既有機制交織,還會為它們注入新的內涵與活力。

    然而,即將出臺的“一帶一路”白皮書,卻被數位編寫者評價為“只把各部委項目捋了一遍而已”,缺乏有制度安排、架構搭建以及包含金融、法律等配套制度的頂層設計。

    前述央企高管就提出,“一帶一路”將基礎設施“走出去”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但一些欠發達國家最缺的是基礎能源建設而非高鐵,且高鐵的高成本讓其難以承受。換位思考,它們更需要構建綠色能源網絡,因而中國需要因地制宜,認清其階段性需求。

    眼下,中國政府部門、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區域合作定位及目標上也不一致,境外同一項目常出現多頭管理。“做菜”應該是企業,但“請客”卻是中國政府,“埋單”的則是國內金融機構,缺乏統籌規劃。

    不少人士建議,頂層設計需要政府、金融機構和企業各司其職,要有長遠戰略考量,也要有細節成敗觀。

    周明春認為,宏觀層面,各部委應避免“屬地之爭”,為企業考察境外政治、經濟、法律等現狀,建立靈活的長效評估機制,加大戰略新興產業和財稅、金融支持力度,簡化支持程序。“上層做好頂層設計、中層負責具體協調,基層落實工作,形成一整套促進走出去的操作體系。”

    “法律法規亟待完善,外匯管制、資金和保險、稅收支持等政策也要落地。”在全國政協常委、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毅中看來,國家制定戰略規劃,應包括發展定位、產業和區位選擇、投資趨向、合作方式等,要對高鐵、石油等重要行業制定專項規劃。“‘一帶一路’開了個好頭,因而‘十三五’應區別于‘十二五’,從避免企業盲目和無序對外投資出發來制定政策”。

    頂層設計沒有想象中的簡單。

    “不太可能這么細節。”前述司級官員搖著頭,且不說各種配套需調動的人力、物力,僅其牽涉的各部委相關利益,就是大難題。發改委、財政部、商務部和央行各家難以協調,就連同一部委的不同部門,職能重疊也難免畫地為牢。

    更為關鍵的是,“一帶一路”白皮書的項目梳理,多少有一些是中國的“一廂情愿”。如此跨時空的宏大戰略和全新的游戲規則,能不能讓所有的國家在“雙贏”中順暢接受?

    這便涉及到另一個問題,頂層設計不只需要摸清家底和他國底細,還要有策略和實施路徑,應先抓外貿外交。

    “‘一帶一路’是全球性的,短期內很難具體規劃,寬泛一些也才能留足戰略空間。”前述司級官員指出,這不是狹隘的寫項目規劃、修路建橋,而是要著眼于中國對外的話語權和國際規則制定的參與權,需要國與國的共同合作。

    例如,2010年10月就開始啟動的中老鐵路項目,曾是泛亞鐵路規劃的重點,但2011年一度傳聞項目被取消,2012年又傳出中國給予老撾政府70億美元貸款的消息。其實,兩國至今還未敲定融資方案。

    “4年拿不出談判結果,并非個例。”知情者告訴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,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合作設立霍爾果斯自貿區一事,1990年代就有意向,中國已著力推進了數年,至今未果。

    “頂層設計何時能架構豐滿,大家都很期待。”商務部前述司級官員表示。

    “金主”心態要不得

    11月北京APEC峰會期間,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先后與20多位參會外籍人士交談,發現他們中會有對中國當下一些對外政策表示觀望的,但對絲路基金和亞投行,無一例外地叫好。

    “許多國家尤其亞非拉民眾,長期以來對中國就是‘金主’的印象。”一位政策性銀行國際業務高管說。

    據透露,12月初南非總統雅各布·祖馬訪華,旗下團隊就與這位高管所在的政策性銀行深入溝通,期待中國能給出巨額的低息貸款。

    “單邊援助的時代早該過去,中國金融機構不能再做賠本買賣。”他說,無論是金磚銀行、亞投行、絲路基金還是上合組織銀行,對外投資都至少應做到保本微利,要有合理的機制、體制來疏導資金。

    這其中,將牽涉出兩個難題:其一,錢從哪兒來?如何協調出錢機構?其二,即便錢囊滿滿,如何花錢才能多方效益最大化,達到帕累托最優?

    關于資金來源,采訪中絕大多數人士提出“動用4萬億美元的過剩外匯儲備”。但實際上,外儲投資以安全性、流動性和盈利性為基本原則,“一帶一路”中大多為投資回收期10~30年的基建項目,外儲投資的三項原則似乎無一符合。

    一直以來,外儲投資合作相對固定,外管局與被投資國及其項目有著長期密切的合作關系,如突然從中抽調資金,勢必會動了許多人的奶酪。

    “中非基金模式可以考慮,用財政來撬動社會資本。”一位外管局決策層人士告訴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,但當追問到如何進一步與中非基金合作時,該人士并未回答。

    中非基金初擬籌資50億美元,而現有的30億美元全部來自國開行。直到最近,外儲才答應出資10億美元,剩下10億美元將以外儲借款給國開行的形式注資。成立7年來,國開行與外管局的無數次溝通才最終有了成果——讓外儲掏腰包,真的不容易。

    至于第二個問題,則更難回答。

    采訪中,一些人士對財政部和央行主導絲路基金、亞投行等資金安排存在不盡相同的看法,有的還擔心其管理人員缺乏銀行經驗,運營團隊缺乏海外經驗尤其基建項目評審、風控等專業經驗。

    “缺乏專業性,更缺少項目庫。”一位政策性銀行人員說,金融屬于高風險領域,境外金融更考驗團隊水平。缺乏與銀行機構的充分合作,任憑什么資金安排都可能不良率高企,或者成為“拿財政錢吃飯的虛設機構”。

    前述國家發改委人士坦言,國家之間、國內各部委之間,同樣是誰都想牽頭但誰又都不想擔風險。“當然,這么多形式的資金安排,總得有一個先做起來。”

    此外,商務部一位司級官員私下透露,一些央企拿著國家貸款對外承諾項目,工期截止卻拿不出成果,嚴重影響國家外交,有些甚至驚動了兩國元首。

    “時代變了,光給錢不再能解決所有問題。”前述商務部司級官員表示。在外,各國都有自我保護意識,會為中國的每筆援助款意在何為而反復思量;在內,一些企業卻仍舊臆想“小馬拉大車”甚至“空手套白狼”,花著國家的錢,躺在國家的優惠政策上獲利。

    如何升級多年來的單邊援助和雙優貸款機制,健全市場環境,成為新一輪走出去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。

    大國責任怎么擔

    “幾個月的工期,給青蛙搬了兩次家。”某央企項目經理回憶在波蘭修建高速公路時感觸良多。為此,還專門雇傭機構來關注青蛙的“水土不服”,每兩天匯報一次情況,“因為之前另一家中國央企就折戟于青蛙問題”。

    為小動物留下安全通道或助其搬家,這在歐洲競標基建項目是“標配”,但卻讓中國企業瞠目結舌。

    因而,走出去不能再是賺快錢,國際規則和大國責任擺在眼前。

    在采訪中,中國的一些行業標準無法與國際主流標準接軌成為眾矢之的,也是推高企業走出去成本的重要因素。例如,國內一家插座生產商出口產品至歐洲,發現要符合歐盟標準需付出現有成本的數倍。“還包括環境關注、技術水平和勞工保護等,中國標準還有一段漫長的道路。”央企一位負責人說。

    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的硬件相對落后,是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的標的國,但其行業標準、法制環境等卻是看齊發達國家的,波蘭就是典型一例。

    “之前修建波蘭埃爾公路的那家中國央企,至今還在因環保問題打官司。”上述項目經理說,一些企業是靠著中國對他國的雙優貸款,在定向招標中拔得頭籌,否則并沒有很突出的競爭力優勢。

    張建平在柬埔寨調研也發現,當地民眾對中國投資者的評分不高,暴露出中國企業擅長走“上層路線”甚至暗箱操作的現實。一些非洲民眾也向他抱怨說,個別中國企業在當地攫取資源,忽視民生和環境。

    “企業都不為自己投入出口信用保險,怎可能為非洲員工提供保護?”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一位負責人反問道。投保率非常低,一方面源于保費較高,另一方面也是企業投保意識薄弱造成。譬如,利比亞戰爭爆發初期撤資的中國企業,竟然99%沒有出口信用保險。

    當然,一些企業尤其是央企,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監管考核體系的不合理。

    前述商務部司級官員就談到,央企高管大多不重視長遠利益,因為國資委對企業和個人的業績評價體系中,即期考核相對中期考核、遠期考核的權重更高,花上一大筆資金做10年、20年才見效的長遠投資,會讓企業當期業績很難看,高管個人的經營能力就會到受詬病。

    其實這是一把雙刃劍。比如中糧集團去年以來先后收購了荷蘭糧食貿易商Nidera和新加坡來寶集團的多數股權,增強自身農產品原產力的同時,也將這些第三方貿易商擠出了利潤豐厚、快速增長的中國市場,以大手筆支出,降低了中國農產品對任何一個供應國的依賴度。

    “服務了國家戰略,中糧的當期業績會大受影響。”該官員說,當下的國企改革應該從考核制度入手,對契合國家戰略、擔負社會責任的企業,應鼓勵其與國家形成走出去的配合勢能,并助力國家擔負起大國責任。

    在前述央企高管看來,中國既然已躍居全球第二的經濟體量,就應拿出樣子來,不論對內對外都應有大國風范,給予自己和全世界更好的“中國式”走出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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